謝英俊：建筑師，除了捐款還應該做些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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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英俊

地震后，很多建筑師都遇到身份認同的問題。地震把地給震裂了，同時也把這個社會震了一條縫，前所未有的開放狀態(tài)讓他們成為災區(qū)重建中一股特殊的力量。在主流體系之外，民間建筑師群體試圖將生態(tài)環(huán)保、地域文化、社區(qū)價值重建等理念在鄉(xiāng)村實踐。正如長期在地震災區(qū)推行協(xié)力造屋的臺灣建筑師謝英俊所說，“災難也是一個機會，重建我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想象”。

協(xié)力造屋，不僅僅是重建房子

一直扎根四川的劉家琨總覺得自己應該做得更多。地震后，他這里臨時充當了信息中樞和組織平臺，各地建筑師都在給他發(fā)信，想要做點什么，但是總覺得插不上手。“插不上手”好像成了一個焦點問題。“我也能理解現(xiàn)在應急狀態(tài)下政府的想法——建筑師提交來的圖紙是真完美、真漂亮、真沒用。”

這其中，臺灣地區(qū)建筑師謝英俊是個異類。這個扎著小辮，自稱成天“裝吊車、打墻壁、做鷹架、釘模板、做木工”的建筑師已有10年的臺灣震區(qū)重建經驗，他對協(xié)力造屋信心的來源在于：“有1000萬名農民等在那里，任何想用工業(yè)化大量生產，將農民勞動力與創(chuàng)造力排斥在外的觀念與作為，均不切實際。”

“有點失控的亂、失控的拙，逸出手掌奔流而去。”站在地震后的現(xiàn)場，謝英俊總是想起卡爾維諾《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》中所指失控的復雜。他認為，四川的重建經驗會是全新的，不只是生計或房屋的重建，而是生態(tài)等級的重建，也是人際、文化與經濟紐帶的重建。臺灣“9·21”地震后，謝英俊將工作室遷入震中附近的邵族部落，至今已經10年，幫助邵族重建房屋和拯救族群和文化滅絕的危機。去年“5·12”后，他又將工作室搬到四川。

謝英俊總是一身戶外裝束，背上背包隨時準備去現(xiàn)場的樣子。這一天正趕上他要去楊柳村，那里有他幫助重建的全村56戶人家。楊柳村位于茂縣太平鄉(xiāng)，是茂縣最北的一個羌族鄉(xiāng)，是為數(shù)不多還保留有羌語的村莊之一。從成都過去有7個多小時車程，但最近路封了，我們只能坐飛機到附近的九寨，再搭兩小時汽車過去。

茂縣位于地震斷裂帶龍門山脈以西，相對東部降水量少，為藏羌聚居區(qū)。從川主寺到茂縣沿途所見，建筑多為穿斗式木結構，磚石砌墻，逐步演化為羌式石寨。楊柳在地震前就是這樣一個居住在山坡上的羌寨，經歷了一次次向下搬遷，仍將傳統(tǒng)的建筑結構和建造技術的民間智慧保留下來。謝英俊說，上世紀這里經歷了30年代的松潘地震和70年代疊溪地震，這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。

大山環(huán)抱間，一排排鋼質屋架閃著光，勾勒出未來房屋和村莊的模樣，就是楊柳了。簇新的工業(yè)化材料帶著脫胎換骨的新鮮，又與山上古老的羌寨有種奇異的反差。男人們都在鋼架中穿梭忙碌，按照熟悉的方式砌上板巖。女人們和老人們帶著孩子，充當著勞動力和觀看者。整個村子都搬到了山下，在岷江邊搭起帳篷。

“謝老師來啦。”村支書楊長清熱情地迎上來，身后的勞動場面襯著他自豪的神色。謝英俊多年的鄉(xiāng)村經驗認為，農房重建的真正權力在村一級，或者說，掌握在村支書手中，鄉(xiāng)鎮(zhèn)領導未必有決定權。

楊長清說，這次地震時，村民們都在山下勞動，所幸無人死亡，但山上80%的房屋損毀，沒毀的也隨時面臨泥石流和山體滑坡危險。當謝英俊去年10月份到這里時，全村已經將地基更改了3次：像棋盤一樣，切豆腐一樣切成一塊一塊的。他們對房子的要求：用石頭建有羌族特色的房子，家畜集中于村外飼養(yǎng)。而他們參照的效果圖就是用照片“拼”的幾張打印紙。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重建方式正與謝英俊的營建體系不謀而合，只是缺乏抗震的結構體。

謝英俊提出了自己的輕鋼結構體系。輕鋼結構，是國際上主流的獨幢住宅結構，普遍認為抗震性能好，但通常非常昂貴。謝英俊將這個結構簡化，降低成本且易于裝配。建造過程中，強調盡量用本地化、可回收利用或天然降解的天然材料，而少用磚、水泥等制造過程高耗能高污染并且無法回收降解的建材。

“看到樣板房搭起的鋼架，我們覺得踏實了，覺得它是抗八級地震的。外墻依照用傳統(tǒng)板巖砌筑，看上去和我們本地房屋也很像。”楊長清回憶，村民在經過一個上午的討論后，全體接受謝英俊的方式，推倒重來。

謝英俊重新做了規(guī)劃，將孤立的房子改成四聯(lián)戶、二聯(lián)戶，留下來更多的道路和活動空間。他給楊柳村描繪了多重的可能性：中間的場子可以辦儀式，搞活動，還可以修個羌族特色的寨門。村民們的附加要求是，村子要有一個軸線，對著山頭，屋頂以此左右分水，所謂“門對青山”，這一傳統(tǒng)始終貫穿在村子的各種儀式中。起架也以他們傳統(tǒng)的方式——喊著號子完成。“對于傳統(tǒng)，他們并非不重視，甚至是過分堅持了。”謝英俊說。

這套結構體系的建造方式，與傳統(tǒng)穿斗木構方式非常接近，對當?shù)卮迕駚碚f并不陌生。當一個基本的鋼架呈現(xiàn)出來時，骨架之外的東西似乎并不需要像村民解釋，他們自然而然地就會賦予其生活經驗和智慧。“謝老師，你看我們能不能把樓梯移到外面?這樣可以增加屋內面積。”“沒問題!”類似的改動隨時都會被提出。“我們羌族人人都是建筑師。”楊長清很自豪。

謝英俊已經在四川災區(qū)建了近500套農房，“比在臺灣10年建的還多”。但打破鄉(xiāng)村特有的食物鏈并不容易。像楊柳村這樣整村組織的是極少數(shù)，他們在平原地區(qū)就很難進入。前兩天謝英俊趕到綿竹的一個村子，連夜搶出樣板房鋼架，“第二天施工隊的人傻眼了，來交涉，但總不能給推倒吧”。

“重建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活動，需要很多勞動力，但問題是災區(qū)民眾自己是否有機會參與。在臺灣，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和包工頭壟斷，災區(qū)民眾只是等著接收房子。” 按謝英俊的設想，四川災區(qū)的重建如果讓受災群眾參與，可以保證他們過渡期的生活，而不是坐等救濟金。還可以通過集體參與，讓瀕臨消失的鄉(xiāng)村傳統(tǒng)得以保存。

這樣建立起的小區(qū)域的“自主性的建筑體系”，讓建筑材料和勞動力本地化，帶來的最直接優(yōu)勢是成本。因為就地取材，石頭、土等，都可以轉換為建材，另外村民自建也省下了請施工隊的錢。他算下來，這樣自己建每平方米大約400塊錢，請工要花500塊，而普通的磚混農房要700到800塊錢。

這一環(huán)保型建造方式更易得到慈善機構的支持，彌補農村金融體系的不足。“比如一棟150平方米的房子，碳排放就減少40噸。我們呼吁這些慈善單位，可以搜集這些減排量做碳交易，當然必須達到一定的量。比如援建1萬戶，就可以有40萬噸二氧化碳，非常驚人。按照歐盟的碳交易價格，平均到每一個農房可以獲得5000到1萬塊錢。”

“我們的方式最易被接受的是磚運不到的地方。”謝英俊說。他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審美，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，村民覺得水泥、鋼筋、瓷磚才有面子，石頭和土不夠時尚。“因為建房子是很社會性的，在馬路旁邊蓋房子，太矮了要蓋高一點，太高了要蓋矮一點。左鄰右舍講幾句話，你就做不下去了。在一個村里蓋很多房子，其實就是一個群體的作用，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或經濟因素。”

也正因為如此，謝英俊認為在農村協(xié)力造屋才更有意義，重建過程就是重新建立鄉(xiāng)村關系的一次機會。“今天大家都要離開鄉(xiāng)村，農村的價值崩解了;在都市中產階級的生活里，對農村的印象只有‘農家樂’。如何以農村為基地來重建新價值、重建城鄉(xiāng)的平衡關系?如何讓災區(qū)的農村可以保有自主性與社區(qū)意識?”